40年前，“过年”的流行语是“过革命化春节”

　　1968年，我插队金坛罗村。在长长的乡村岁月中，逢到过年，当年的知青“回城潮”，并不亚于当今的民工“返乡潮”。但我出于“拗一拗”的“青春时髦”，下乡初期有过两回和乡亲们一起欢度“革命化春节”的经历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　　在金坛乡下过年，你不能绕过的一件事，就是炒炒米。乡下的“年”味，就是从家家户户炒炒米的热闹里提前开始的。临近年脚，全村的乡亲们早已准备好平时舍不得吃的上好糯米，急切地等待从外村“请”来的“炒米师傅”。金坛乡下的“炒米”，不同于如今城里的爆米花，它不是在爆米机里“嘣”的一声产生，而是通过“技术含量”极高的传统工艺手工炒制而成。乡亲们看不上爆米花，说，爆米花虽然又大又光，但吃到嘴里既不耐嚼，又不饱肚，也没味道，有点上当的感觉；不像炒米进口，又酥又脆，满嘴生香，既解馋又熬饥，是上等的享受。

　　金坛炒米可即食，可制成香甜酥脆的炒米糖，但传统的吃法却是喝“炒米茶”：黄澄澄的炒米，放点糖，开水一泡，满屋飘香，不但味美，更令人遐想连翩，欢乐异常。粒粒辛苦，颗颗诚意，浓浓乡情，甜甜祝愿，一碗炒米茶，一份真心情！炒米是金坛农民过年的必备食品，也是乡亲们互相拜年的待客佳品和走亲访友的上佳礼品。你在村里有没有人缘，有没有面子，有没有地位，从你过年里得到的炒米数量或喝到的“炒米茶”次数里，可以找到一个基本答案。

　　代客加工炒米，现在是“诚实的劳动”，当年却有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嫌疑，所以“炒米师傅”的身份，大多是“亲戚帮忙”。炒炒米有三道关一道不能少：一湿烘，二干炒，三沙炒。炒炒米时，烧火的，上灶的，筛米的，当下手的，四五个师傅都要忙得手脚一刻不停。但最忙的还是大师傅，因为炒米前先要炒沙，“火候”是这两个重要环节的独门绝技，必须由大师傅亲自掌锅。随着“炒米师傅”的忙碌脚步，三道工序一户接着一户交替或重叠进行；馋嘴的孩子，东家吃到西家，兴奋得满村乱跑；新年，也在浓郁的炒米香中，像朵大大的“香云”，缓缓飘落到村子上空……

　　金坛乡下的大年夜和其他地方一样，是要吃年夜饭的，当年城里知青在乡下过年很少，更遑论在农民家“守岁”了。所以，除夕晚上我成了队长家的“稀客”。队长为我冲泡的“炒米茶”里，还特地加了两个水煮蛋，以示尊贵。乡下很苦，但年夜饭总还是有点鸡鸭鱼肉之类的好菜。入席前，大家要先做一种“革命化仪式”：队长领着我们，面对正墙上毛主席的画像，挥动“红宝书”，恭恭敬敬地喊过三声“万寿无疆”、“永远健康”的祝语，然后才坐下吃饭。年夜饭吃得很热闹，但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特深：就是饭桌上的鸡头、鸭头、鱼头等“首领”，似乎都朝毛主席画像的方向摆放，席间也很少有人去触动它们，仿佛大家要把这些最尊贵的东西，献给他“老人家”享用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