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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前,“过年”的流行语是“过革命化春节” 1968年,我插队金坛罗村。在长长的乡村岁月中,逢到过年,当年的知青“回城潮”,并不亚于当今的民工“返乡潮”。但我出于“拗一拗”的“青春时髦”,下乡初期有过两回和乡亲们一起欢度“革命化春节”的经历,至今记忆犹新。 在金坛乡下过年,你不能绕过的一件事,就是炒炒米。乡下的“年”味,就是从家家户户炒炒米的热闹里提前开始的。临近年脚,全村的乡亲们早已准备好平时舍不得吃的上好糯米,急切地等待从外村“请”来的“炒米师傅”。金坛乡下的“炒米”,不同于如今城里的爆米花,它不是在爆米机里“嘣”的一声产生,而是通过“技术含量”极高的传统工艺手工炒制而成。乡亲们看不上爆米花,说,爆米花虽然又大又光,但吃到嘴里既不耐嚼,又不饱肚,也没味道,有点上当的感觉;不像炒米进口,又酥又脆,满嘴生香,既解馋又熬饥,是上等的享受。 金坛炒米可即食,可制成香甜酥脆的炒米糖,但传统的吃法却是喝“炒米茶”:黄澄澄的炒米,放点糖,开水一泡,满屋飘香,不但味美,更令人遐想连翩,欢乐异常。粒粒辛苦,颗颗诚意,浓浓乡情,甜甜祝愿,一碗炒米茶,一份真心情!炒米是金坛农民过年的必备食品,也是乡亲们互相拜年的待客佳品和走亲访友的上佳礼品。你在村里有没有人缘,有没有面子,有没有地位,从你过年里得到的炒米数量或喝到的“炒米茶”次数里,可以找到一个基本答案。 代客加工炒米,现在是“诚实的劳动”,当年却有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嫌疑,所以“炒米师傅”的身份,大多是“亲戚帮忙”。炒炒米有三道关一道不能少:一湿烘,二干炒,三沙炒。炒炒米时,烧火的,上灶的,筛米的,当下手的,四五个师傅都要忙得手脚一刻不停。但最忙的还是大师傅,因为炒米前先要炒沙,“火候”是这两个重要环节的独门绝技,必须由大师傅亲自掌锅。随着“炒米师傅”的忙碌脚步,三道工序一户接着一户交替或重叠进行;馋嘴的孩子,东家吃到西家,兴奋得满村乱跑;新年,也在浓郁的炒米香中,像朵大大的“香云”,缓缓飘落到村子上空…… 金坛乡下的大年夜和其他地方一样,是要吃年夜饭的,当年城里知青在乡下过年很少,更遑论在农民家“守岁”了。所以,除夕晚上我成了队长家的“稀客”。队长为我冲泡的“炒米茶”里,还特地加了两个水煮蛋,以示尊贵。乡下很苦,但年夜饭总还是有点鸡鸭鱼肉之类的好菜。入席前,大家要先做一种“革命化仪式”:队长领着我们,面对正墙上毛主席的画像,挥动“红宝书”,恭恭敬敬地喊过三声“万寿无疆”、“永远健康”的祝语,然后才坐下吃饭。年夜饭吃得很热闹,但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特深:就是饭桌上的鸡头、鸭头、鱼头等“首领”,似乎都朝毛主席画像的方向摆放,席间也很少有人去触动它们,仿佛大家要把这些最尊贵的东西,献给他“老人家”享用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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